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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亚文化的抵抗与收编 ——从摇滚到民谣

  • 发布时间:2023-06-05 13:39:33

文化是一种实践,实践者的目的、过程与结果蕴含其中。亚文化作为一种实践,带有边缘性甚至挑战性的特征,却也是社会构建的重要来源。 


在芝加哥学派对越轨亚文化的研究之后,伯明翰大学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接过了亚文化研究的旗帜,并在青年亚文化领域开创了全新的局面。“青年亚文化”这一概念既有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和中产阶级青年亚文化之分,同时又包含了世代亚文化的区分含义,在这里主要用来指那些与主流社会标准有偏离倾向,并且有自己区别于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小众青年人群,如泰迪男孩(teddy boy)、光头仔(skinheads)、摩登派(mods)、朋克(punk)和嬉皮士(hippie)等等。


 在中国,青年亚文化有多种存在形式,其中,音乐因其易于表达与传播的特征,成为青年亚文化风格凸显的阵地。与主流音乐和大众音乐相对应,独立音乐是亚文化的一种,而摇滚与民谣则是其典型代表。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音乐亚文化经历了从摇滚到民谣的巨大转变。文化的演变过程预示着社会的变革,青年作为一个群体的相对孤立也透露出社会的整体裂痕,,去批判性,迎合了人们对于个人成功与幸福的追求,对内心解脱的向往,原子化的个体越发凸显,就连原本具备压迫性的亚文化收编过程也变成了双方的同谋。青年是时代的隐喻,音乐亚文化是社会的隐喻,在这种种变革之中,青年充当着弄潮儿,却又无可奈何地堕入时代的怪圈之中。



音乐亚文化的历史:从摇滚到民谣


摇滚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这一外来词的英文原词有两种形式:“Rock”和“Rock&Roll”。 由于摇滚涵盖许多音乐样式,而且在不同的时代它的意义也发生着变化,所以很难对摇滚做出定义,即使是身在摇滚圈里的人,对于它也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而言,我们所称的摇滚,是狭义上的“Rock”,泛指金属摇滚、朋克、死亡摇滚、哥特摇滚和电子摇滚等众多流派,而广义的“Rock”,则还将黑人灵歌等算在内,并与民谣、说唱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正式接触摇滚乐,是因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那个时代的人多将崔健的《一无所有》作为摇滚启蒙。但其实中国第一支摇滚乐队成立于 1979 年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这支名为“万李马王”的乐队在校园的操场上翻唱着西方的摇滚歌曲,率先展开了对摇滚乐的探索。

1986 年,崔健的“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将中国人从集体主义的“我们”拉向个人价值的“我”,影响了青年们对自我的探寻和对自由的追求。伴随着唐朝乐队、子曰、舌头、窦唯、张楚和何勇等人的横空出世,摇滚的黄金时代也由此诞生。但在迈向新世纪的同时,摇滚也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开始走向“堕落”,它无力批判与抵抗。人们所熟知的一些音乐人与乐队,正是在这时开始被收编,代表人物如汪峰。那些不愿意被收编的乐队与乐人,或终止音乐旅程,或走向地下玩起了地下摇滚。


摇滚的黄昏,却是民谣的黎明。相比于摇滚,民谣不是一个纯粹的舶来品,它融合了西方音乐与中国民族音乐(民歌)。民谣诞生于摇滚乐的余威之中,而“软弱、矫情、不痛不痒,或许还要加上一些羞涩,则是民谣与做民谣者的最初表情”。


“如果说摇滚是精神世界的反叛者,民谣就是物质生活的批判者;如果说摇滚想在形而上的层面左冲右突,民谣就是在形而下的层面感物伤怀;如果说摇滚主要拨动了人们的理想主义心弦,民谣则更多让人们在现实主义的维度上形成了某种心灵感应。而由于民谣歌手大都来自民间和底层,有着‘北漂’和唱地下通道的个人经历和生命体验,他们的歌声里也就融人了底层百姓的歌。于是,当他们把摇滚的‘呐喊’转换成民谣的‘诉说’后,也把原来的那种愤怒之词转换成了平和的悲音。与此同时,那种如泣如诉的曲风,调侃幽默的歌词,极简主义的配器常常是一把吉他,一架手琴等,到处流浪的巡演方式,逼仄局促的演出空间往往是在酒吧和为数不多的现场观众上百人或几百人等等,又都为民谣营造了一种微小叙事、低调抒情的风格,这种风格显然迥异于摇滚的宏大叙事。” 


应该说,那个时候的民谣是摇滚的延续,周云蓬、万晓利等人接过了批判与抵抗的时代任务,开始以一种新风格重构音乐与社会的关系。近几年,人们能够深刻感受到的是,民谣已经从小众走向大众,它们成为了“一把吉他”的流行乐。民谣艺人走入大众视野,走上主流舞台,民谣音乐出现在商业街、理发店与广场。李志、周云蓬等人依旧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着社会批判,而更多人们所熟知的民谣艺人如马頔、程璧等人则致力于描绘自我的落寞或微小的幸福,向内安放情感,并借此调动听者相似的敏感思绪。


从摇滚到民谣,青年的音乐亚文化走了一条看似延续实则前后迥异的历史道路。


摇滚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抵抗与收编


摇滚随着国家开放的步伐来到青年的世界里,带领他们探寻自我、憧憬理想,是个人主义萌芽的象征。音乐人与听音乐的人都是青年,他们留着长发,淘着打口带,在音乐里释放青春期的荷尔蒙,幻想着未来。那个时代的摇滚,,摇滚与青年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说,青年借此实践仪式性的抵抗。


王翔曾对崔健和张楚的音乐进行对比分析,二者各自代表了摇滚抵抗的不同风格,他们的差异也蕴含着时代变迁的声音。崔健的理想中有一个若隐若现的集体主义的原型,他带着革命的残余气质,有着对“我们”的诉求;但与此同时,90 年代的他又将“我”作为与“我们”抗衡的一种存在,二者之间的张力让他的呐喊显得壮烈而有力。,当社会发生巨变,“随着‘革命时期’的结束,在‘群众音乐’里的革命性和理想已经找不到依托的肉身,它通过一种‘音乐结构’,幽灵一般地进入了崔健的摇滚乐里面,崔健的反叛、反抗、反思都无法跟这样的‘革命和理想性’剥离开来,这或许解释了崔健的第一张专辑何以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其内在的对话对象,。因此可以说,,崔健的摇滚乐蕴含了革命时代的元素,。” 这种音乐是向外释放的,甚至极具侵略性,与之相比,由于成长时代的差异,张楚的摇滚失去了集体主义的记忆,而是从个体指向社会,从个人的孤独指向市场经济的浪潮,尽管依旧在进行着社会批判的工作,他的音乐显得更加细腻与抒情。“张楚唱出了在 1998年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的东西,那就是一个资本世界向人的内在进军的过程” ,在他的音乐中,抵抗被消化成可以细细品味的细碎的存在,他用个人化的体验批判着资本逻辑对社会的席卷,这种抵抗不因其相对温柔而无力,反而具备以柔克刚的可能性。 


摇滚亚文化的抵抗注定招来主流文化对它们的收编,伯明翰学派的赫伯迪格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一书中对收编的形式做了学理上的分类:意识形态方式与商品方式。意识形态方式则指统治集团对异常行为贴标签并重新界定,而商品方式指的是把亚文化符号转化成大量生产的物品。 在中国摇滚乐的发展历程中,这两种收编形式“各尽其用”。


意识形态领域,大众媒介始终维护着主流文化的统治权威。崔健的摇滚版《南泥湾》,,以及那首给何勇带来麻烦的《姑娘漂亮》,都是中国摇滚的经典,同时也是主流文化的眼中钉,收编的意图使得这一时期的摇滚报道中充斥着“暴力”、“恐怖”等字眼,大众媒介试图利用意识形态上的妖魔化与边缘化,对摇滚展开收编。步入新世纪,人们对摇滚有了更多的认识,开始摒弃对摇滚非正常化的猜想,相应的,大众媒介将关注点放在娱乐新闻上,把摇滚音乐和摇滚音乐人的生活娱乐化与庸常化,试图借此来消解其抵抗性特征。“所谓‘庸俗化’是指,大众媒介对中国摇滚乐的再现方式使其变得便实际情况更加习以为常,即在一个平淡无奇的框架中对摇滚乐进行报道,以娱乐化、平庸化的角度解读摇滚乐,从而削减摇滚乐群体所强调的差异性,最终将摇滚乐限定为普通大众文化的一种。” 


商品化的收编,在这个商品社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风格的拼贴具有强烈的个体差异性,帮助不同的人在摇滚亚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称为青年凸显个性的选择。“摇滚歌曲被灌入了畅销 CD,成为了以牟利为目的的流行音乐商品;摇滚音乐经过甄别,走进了 KTV曲库,成为人们酒后助兴的娱乐品,摇滚歌曲摇身一变成为了广告配乐,作为商品的附属品走进了千家万户;摇滚乐手乐此不疲的参加电视节目,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摇滚服饰被批量生产成为了流行服饰的标志,独特的发型造就了理发店的时尚招牌,个性的纹身捧红了一家家刺青坊,摇滚配饰也被重新加工成为了精品屋的新宠;摇滚乐的表演风格成为了偶像歌手的必备武器。” 资本逻辑消解了摇滚亚文化的文化性,反而凸显了原本并不重要的经济性,于是,这种文化被成功地收编进主流文化,,也是商业的。尽管仍有坚守的摇滚音乐人在以一己之力抵抗着这种收编,仍有曾让人惊喜的万青、哪吒、七八点等乐队的声音,但作为一种文化而言,摇滚的确是日趋消亡了。



民谣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抵抗与收编


与摇滚不同,现阶段的民谣是商业时代的产物,而且伴随着市场化的浪潮,。在几乎所有人都被资本逻辑裹挟着向前爬的时代,,它不再关注宏大的叙事,而是着力于描述内心情感,描述底层青年或中产阶级青年的生活与情绪,或者描述现代社会中的田园情怀。


民谣依旧是一种抵抗,只是抵抗的方式与对象都发生了变化。它是青年在进入竞争社会之前的短暂抽离与狂欢,是他们的避风港,表达了他们对于经济社会的逃避和对自我自然生活的追求,。正因为此,民谣的歌词往往致力于营造一种岁月静好的氛围,“南方”等带有朦脓意味的词常在其中出现,在民谣亚文化中,“生活在别处”是备受推崇的智慧。


民谣的特点使得这种亚文化的抵抗性不再那么明显,因此,在面对收编时,它表现得更加柔弱。对民谣亚文化的收编,存在着意识形态与商品化两种方式。而这两种方式,在火极一时的《成都》这首歌上都有体现。


意识形态领域,相比于对摇滚的“妖魔化”,大众媒介对民谣采取了主流化的措施。前段时间,赵雷的“版《成都》”爆红网络,让民谣亚文化走上前台,可以说,这是主流文化对它进行的一次彻底的收编。民谣原本的姿态是小众的、地下的,甚至边缘的,但当它与国家意识形态发生交融,不论这种交融是自愿还是被迫,都意味着它的亚文化特性将被消解。主流文化把民谣亚文化作为自己的宣传工具,采取了“疏”而非“堵”的方式实现收编,这与如今民谣的特点契合,它原本就无意发出叛逆的声音。


相较之下,商品化的收编更加普遍。依旧以《成都》为例,这首歌带动了成都玉林路与沿街小酒馆的热度,每天去拍照留影的文艺青年络绎不绝,甚至有酒馆为此改名以招揽生意。商业上的成功为这首歌增添了许多本不具备的意涵,它也就不只是音乐那么简单,它代表着风格与潮流,使得民谣亚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知,他们都在这首音乐中找到了进入民谣亚文化的门票,只是,也正因为此,亚文化已经名不副实了。不止于此,以民谣音乐命名的酒吧和书籍,民谣相关的文化衫与饰品,民谣在主流舞台上的流行,都预示着这场收编的成功。


收编好似是压迫性的,但事实却是,在收编的商业价值显现之后,民谣亚文化很难保持其纯粹性,尽管依然有不少民谣音乐人将音乐作为目的,但音乐也可能成为人们牟利的工具。民谣作为一种标签,具有风格化的意义,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将民谣作为噱头,用民谣的外壳包着流行音乐的实质,看似蓬勃生长的民谣亚文化实际上却在消亡,因为它的内核将不再关注自我,不再具备真正的主体性。这种收编,不仅是主流文化的意志的体现,更是民谣亚文化中的青年的主动选择,于是,收编成了一桩同谋事件。


青年亚文化的社会隐喻


从摇滚到民谣,从抵抗到收编,青年亚文化的流变不仅是代际性的。它以代际性的裂痕展现了社会文化的整体裂痕,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使得青年亚文化往往展示出脆弱性,好像青年们最后都被收编了。其实不然,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有可能在无意识地跟随着社会的深层变革前进,他们是弄潮儿,他们最初以为自己在抵抗,最后才知道自己与时代结合得最紧密。


 “反主流文化萌发于主导文化内部的这种质的断裂中,萌发于主导伦理的新旧变体之间出现的中断。”在摇滚与民谣亚文化领域,这种中断指向的是社会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变,从集体到个人的转变,从共同体到经济个体的转变。“‘繁荣’的魔咒收编了全社会的资源,它把飞黄腾达的光环赋予了那些精于赚钱的人,更多的人被剥夺了述说理想的力量,变成求生存的打工者。而当多数人被‘繁荣’的魔咒剥夺了理想,除了混口饭吃,再也找不回当初的梦,也找不到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时候,他们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没有信仰的一代’,或‘没有理想的年轻人’。在多数人被剥夺了理想之后,少数人以‘有钱就是王道’的方式实现了理想。理想被‘赚钱’收编,也被高度地窄化。这个大时代也被削掉棱角,精心算计成一个‘小时代’。与‘繁荣’合谋的‘小时代’成为了下一代想象现实的入口。” 时代变小,个人成为巨人,独自面对市场的浪潮,于是共同体时代的精神也就不复存在,社会批判成为一种奢侈,如何在资本裹挟的生活中获得成功与解脱成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世界如此,生活于这个世界的青年也是如此。


社会的变革是必然的,青年亚文化的流变是社会变革的体现,同时也是它的重要动力。一切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艺术不能改变世界, 但是它却可以致力于变革那些能够改变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意识与冲动” ,青年亚文化让未来世界变成一种未知,为社会的不定向发展注入生命力,不论具备多么悲观的外壳,它的先锋性依旧是这个时代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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