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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老爷有句名言：“歌词最容易写，歌词最不容易写好。”笔者以为说它“最容易写”，是因为与其他文艺形式比较，它的短小、它的快捷。
不需要长篇大论宏篇巨制。说它“最不容易写好”，是指它的精当、简练。短短几句话，却要包涵宇宙万象、人间百态、社会风情、人生哲理。
非高手不能得其真谛。难怪乔老爷说懂得上半句的人多，懂得下半句的人少。在我们平时创作歌词或看别人创作歌词时常常会发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常见病：
我们知道所谓文学，即人学。作为音乐文学的歌词，也不例外。既使作者要表现山光水色，也要带着人的感情、人的取舍。
如孟广征作词的《我热恋的故乡》：“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依恋在小村周围。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收获着微薄的希望，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
表面上看作者对自己的故乡存有报怨，实际上用心体会你会发现，作者饱含深深地赤子之情。
就是这样一个恶劣的自然条件，却养活了我们一辈又一辈，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故乡做点什么吗？可谓见人见物。而我们有的词作者写的山光水色，这美那美却不见人的活动痕迹。
歌词是时间的艺术。
它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简练的语言、最典型的场景和故事，表达最主要的感情。
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象卡斯作词刘明瑞作曲的男女对唱《无言的结局》，开头就开门见山，直逼主题：“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脸上不会有泪滴。……”一个要分手，一个不愿意分手，强烈的戏剧性冲突摆在我们面前。
没有铺垫，没有过渡，让你一上来就入“戏”。又如潘振声词曲的《一分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没有多余的话，一个几句话的小故事，把那个拾金不昧的小姑娘勾勒得栩栩如生。
而有的初学者，往往一拿到某类题材进行进行创作，就面面俱到，唯恐写不全。结果是贪多嚼不烂，什么都想说，什么都说不好。
有一种说法叫一首好词，就是一首好诗；一首好诗未必是一首好词。
这说明词与诗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是好词拥有好诗的元素，可以拿来阅读。个性是好诗有可能因内容的“天马行空”韵脚的“随心所欲”，而不适合谱曲，不能算作好词。
许多写词的高手，大多写过诗。象石祥、贺东久、于沙等，都是诗词齐名。许多艺术歌曲歌词的作者，本身就是大诗人。如歌德、、海涅、普希金、徐志摩等。
但对于广大群众而言，过于诗化，过于书面语言化，会影响传播。我们常听到人们议论某首歌曲“很好听，就是一句没听懂”。
大多是指歌词难懂。一种是意象堆积，让人如进迷宫。另一种是思维过于跳跃，超出常理。第三种是逻辑错乱，玩文字游戏。倍受争议的《中华民谣》歌词“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时光背影如此悠悠，往日的岁月又上心头，朝来夕去的人海中，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
有人认为过于诗化，有人认为逻辑混乱。反正是没弄明白。也许你会说“越是听不懂就说明学问越深。”或者认为歌曲是“快餐”，听个味就行了。这是歌词的堕落。
当然也有走另一极端的，就是过于白话。你要通俗我给你低俗，通篇大白话。什么不雅、低俗的语言全都放进歌词，这种不经提炼选择的“白话”，大大降低了歌词的文化品味。值得歌词从业人员思考。
我们常常读到或听到一些歌词，语言陈旧，意境老套，缺乏新意。
一提“祖国”，总是“黄河”“长江”如何“奔腾”，“长城”“黄山”如何“雄伟”。一提“西部”，总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唱“牧童”，总是骑在牛背上，吹着短笛晚归。一唱“母亲”，总是满头白发站在村口大树下望儿归。一提“海峡两岸”，总是“日月潭”“阿里山”如何美丽。
如此种种。不同的年代，相同相似的歌词语言和意境，既没突破前人营造的氛围，也没突破今人创造的“最好记录”。
这里要提到的是歌唱母亲的佳作《懂你》（黄小茂词薛瑞光曲），从语言到意境都不同反响。充满深情又不事张扬，内心细腻又不乏深沉。把母子情刻划的淋漓尽致。
又如歌唱老师的名篇《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宋青松词王佑贵曲），一改过去始终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歌唱老师，抓住歌唱者由学生到老师的角色转换，去体验探寻做老师心中的甘苦和对人生的感悟。从而给受众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
再如一首反映中老年人爱情的歌曲《我像雪花天上来》（晓光词徐沛东曲）词作家用拟人的表现手法，把自己和雪花、秋叶融为一体，比喻之贴切，意境之新鲜，令人拍案叫绝。
有的歌词通篇顺畅，主题也完整，但就是读后听后没什么感觉，仿佛一碗豆腐，豆腐一碗。
如一首题为《美的缘分》的歌词：“个头差不多就成，手脚好使唤就行，肌肤健康就耐看，体态自然就轻盈。世上没有 完美之人，世人都有爱美之心，只要有了美的内涵，朋友，你就会有美的缘分。”
且不论他的“美说”有无普遍意义，单就他的观点就值得商榷。象“肌肤健康就耐看，体态自然就轻盈。”有点强加于人。倒象一位长辈在开导晚辈，要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我们讲诗言志，歌言情。言情就会有波澜有高潮。即与听众产生共鸣的共鸣点。没有高潮的原因我以为有三：一是词作者创作时过于理智，没有冲动。正如一位名人所说“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可能打动人心。”二是词作者没有从生活原型和经历中提炼出对歌词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词作者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不深，提前收获，饭做夹生了。
歌词在反映生活时，常常要表现某一类人，如男孩与女孩、男人与女人、城里人与乡下人。或赞美某一地方，如陕西、云南、新疆等。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表现手法，一定要合乎情理，切忌以偏概全，简单化、绝对化。
成功的作品如《男孩》（王晓岭词），它注意了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准确地刻划出处在青春期的男孩的个性和反叛以及渴望成为大人的典型形象。而有的歌词却过于简单和绝对化。如《男子汉大丈夫》：男子汉大丈夫，根根顶梁柱，天大磨难压不弯。能吃苦中苦，人生路上向上走。敢赢也敢输，赢了放声笑，跌倒不会哭，笑对人生苦与累，痴心为国绘宏图。……”歌词重形象“说话”，切忌脸谱化。
该词告诉人们的大多是男子汉的外在表现，缺乏内心的展示刻划，说教味浓了一些。
文：朱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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